论及自己小说的描写对象，雷蒙德·卡弗曾提及契诃夫——“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，一百年前，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的人了。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。”
    其实未必类似的。契诃夫写小说像风格厉烈的版画，狠狠挥刻刀扎出底层人物生活的严厉线条来，人人像被生活钉上案板，将崩溃、已崩溃。独看契诃夫每一篇小说，都能寻得人与生活剧烈的冲突，是要感觉被生活抽了响亮的耳光。我看汝龙先生翻译的《契诃夫短篇小说选》，其中最不狠心的一篇《万卡》，小男孩做一天苦工，挨打受骂，写封信给爷爷倾诉，结果地址写“寄交乡下祖父收”，满心美好与希望塞进邮筒，睡觉去了。这种触底的绝望，还要用希望做创可贴，寒心也来不及。其余各篇看下去，仿佛路过生活屠宰场，人人在经历待宰的日子。
    而卡弗的小说，真正是生活无声的“淹没”。契诃夫描绘屠宰场，卡弗便描绘蒸笼与热锅，人在其中尚且死不掉，离崩溃也远，只悬停在一种艰难过活的状态。唯一要做的、可做的，是拼命挣扎，寻一处透气口。独看卡弗一篇小说，寡淡，无聊，病恹恹。起初拿到《大教堂》，看辑录的头一篇《羽毛》，几乎不知所云，只记得独步花园一只孔雀，以及停滞的空气里一些零落荒芜的对话。然而多看两篇，看到《保鲜》里连同冰箱一同坏掉、淌脏水的食物，一种凉意不知从何处袭进心里来。不是从小说中，仿佛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开了缝。
    当年看罗伯特·奥尔特曼的《银色·性·男女》，只晓得看他如何将卡弗九篇小说与一首诗作神奇的排列组合，让本来独立的小说人物间相互联系，这是奥尔特曼擅长多线索交织的电影叙事技巧。现在的体悟，技巧后面，是奥尔特曼对卡弗极深的理解。看完整本《大教堂》，我发现每一篇小说并不独立，独立起来少意味，没意思。连篇看下去，所有人物就在脑子里组成一整幅小人物画卷。也以绘画做比，大约是简单勾线的钢笔画，轮廓精准，有点睛的几笔。这所谓的“极简主义”，单讲卡弗形容词廖少的文体，若是望眼整幅画卷，人物形象丰富得一塌糊涂。
    餐馆服务员，失业技工，维生素直销员，农民……他们境遇大体相似，薪水微薄到生命维系的底线，完全丧失体面的权利。比如《马笼头》，破产农民霍利斯，以往爱玩马，玩得存款散尽，仅余一只马笼头，于是辗转各处讨生活，到了小说中这间旅馆，出门打散工。霍利斯的老婆干活直到“发根都露出来了”，才舍得想起来去做做头发。最后霍利斯一家人再次辗转，行李收拾干净，马笼头却丢在旅馆房间里。小说里有对马笼头的描述，这东西很重，套在马头上，拉拽起来，便控制马的启停与方向。这马笼头其实也套在霍利斯一家头上，生活拉扯他们四处奔命，无处休憩。
    卡弗笔下人物若是生活状态还好，那必要情感破产的。《软座包厢》里的迈尔斯，鼓足勇气去见曾经矛盾深重的儿子，坐了火车到了站，却将勇气散失，不愿下车、懒怠面对。此前那一篇著名的《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》也是一样，梅尔酒后痛心说起对前妻的恨，叫人想起只敢背后下咒的小人面孔——感情败落的废墟，比卑微的生活更易制造懦夫的。
   
    于是想起自己重新打量侯孝贤《冬冬的假期》的时候，才晓得一段平淡的假期何以藏匿了许多参差起伏的情绪。想起再三看费穆的《小城之春》，看到女人春心微动与男人死气沉沉，也才明白生活温吞中，空气间味道其实混合了香水与便池。于是再琢磨《银色·性·男女》，晓得奥尔特曼参透卡弗，看尽生活。他于电影最后安排一场地震，让小人物们放下手中维生的活计，这才有机会叫我们对周遭的生活做思考。
    文学、电影，弄成卡弗这般没有起承转合，仅有各种状态描写的，都不为给观者短暂的打动，也不企图对观者有改变。卡弗的自问：文学能否改变生活？自然无望的，卡弗这般“极简”而故意放弃戏剧力的文学能给予的，大约是一个人反照内心的契机，是人人对生活做思索的端倪。但好的小说家终究类似的，一切好文学，不论戏剧力强大与否，人们终究要在心情的沉渣被情节剧烈搅扰之后，对深沉的生活做深沉的回味。
    回味什么呢？卡弗的自答：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，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。

    昨日辞职，结束第二份工作。

（Pentan P30t + Kodak film 5231，上海，肇嘉浜路与瑞金二路交口）

    我所在出版社，作为企业，不算大型，然而也不小。到了发行部门，看发行员们每日打电话、好言好语与书店的人交流请求，粗粗晓得发货、推销的流程。他们着实不轻松，与编辑不是一种辛苦。我对发行科不熟悉，先要做些表格、单据的杂事，于是对着许多数据发愁，我弄表单、制文件一直粗心大意，如今只能瞪起眼，面对乱糟糟的定价、库存、码洋实样，希望不要弄错Excel上一个单元格。

      陈丹青《荒废集》中有一篇《喜看提香来上海》，其中有如此一段：“法国人纪德说过：‘艺术广大，足以占有一个人。’这‘广大’与‘占有’的过程”，往往起于一本书、一幅画，哪怕是简陋的印刷品，也仿佛有光朝心里照进来。”
     我爱看陈先生的书，不因为他“老愤青”的名头，不因为他对热门话题的热讽，而是愿意在他的诸多文章里寻他论艺术的文字。我在小城里窝居，展览、演出市场一片空白，眼界狭小，晓得自己井底之蛙也不如。陈先生周游世界，各大美术馆、博物馆看过艺术真迹无数，他每回出书，我借了他的眼界巴望世界，神游许久。
    这一回的《荒废集》除了许多论艺术的文字，还有两篇描写奥运开幕式，陈先生是艺术顾问，也算奥运团队设计一员，他仔细描述了张艺谋团队的工作状态。读完，晓得奥运准备的繁杂，对张艺谋有一种新体谅。他趟雷池、受责难的大片，他弄外景歌剧的外务心，都是作为艺术家的求索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他面对奥运开幕式绝对没办法有准确判断，无法沉住气弄得现在这样众人满意。此外，陈丹青也写到蔡国强等其余艺术家的功劳，这是开另一扇窗叫我去张望。至于陈先生自己对“多媒体画卷”一节的贡献，自然功劳大，他只是谦虚，极力不邀功。

     陈先生写人事也好看，因为多涉及品质。书中《民国的文人》《仍然在野》是这样的文章。前者是演讲，接续了《退步集》，继续论鲁迅，并以此展开鲁迅周遭文人的品质。那时候文人谦谨，干净，潇洒，他们在书房里深沉思考，写文章，发出去，激荡世人。谈及文人的“事功”，陈先生对大学生说：“诸位今天大学毕业，如果以为多少万年薪，弄个公寓，买辆好车，便是人生的大幸福，大目的，那真是别去读什么鲁迅与胡适，不如痛快赚钱，或者赶紧做官，任期内闹点政绩，拆几条马路，圈几块地皮，撵走居民，盖几座高楼，那才是伟大的事功啊！”
    读到这句，我拿铅笔划线。我在的出版单位，出书成千上万，然而其中愿意读书的人，百分之一也没有，于是他们要出书，头等目标不是书的品质如何，内容是否值得，而是书有没有赚大钱的潜质，是不是能换回几个平米的房子钱。于是每回有外地贵客来，展示出版成果，拿出来的若非一套套精装的政绩读物，便是销量无数，内容空荡荡的畅销品。本省出版界如此，全国也大多类似。
    我在这间已经转为企业，然而留存诸多事业单位基因的出版社工作，时常觉得闷。日常乘电梯，狭小空间里面，人们的寒暄大致有以下话题：房子有几套，买了怎样好车，装修用什么地板，小孩高考得几名，单位人事又有如何的暗流……其间情绪无非两种：艳羡，自得。这些话题，哪一个不是当今时代人人追逐、时时探讨的伟大事功，我听见以后常常向呆，以为自己是此间的废人。

    《仍然在野》是回忆文革结束初期，代表艺术生命复原希望的“星星美展”，文中写当年各色振臂出声的艺术家，读起来爽。这文章里透出来的气息，是从星星那些在野画家继承来的一种不屈于世、不屈于官方市场的倔强。这文章的爽快却是今日的悲哀，到今天，四处艺术学院，书画院，政府谈艺术，完全算政绩。所有“艺术家”纷纷渴求进入官方评价体系，换来自己的身价，换来一平尺多少多少元。而原先代表独立，代表艺术自由的“在野”，不值一钱。
    于是到处是艺术，艺术却濒死。照丹青先生原话：“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，一个逐渐丧失‘在野’空间的权力市场。不必铲除野草，土壤已流失，一切正在被制定、被划分、被培植。”
    何必忧心而表达呢，陈先生自己在画室里画画挣大钱，日子好得很。又比如艾未未，何必不遗余力要在一切巨大的功绩面前举起中指。我想他们只是不由自主要表达。以往做作文，多会模仿官话，并学会官话灌溉的千万学生的作文方式。我也便特别的会使用“不由自主”与“情不自禁”这类词：诸如戴上红领巾，“不由自主”地激动，春游去趟烈士园林，“情不自禁”要感怀。小孩子懂个屁，他们是真的不能自由做主，情感也不能自己开与禁。这种作文方式禁闭学生思考的余地，使他们成人之后一切想法依旧“不由自己作主”下去。所以艺术如今的濒死，不过是一切文艺、学术濒死的冰山一角，缘由便是我们早在小学作文的官话中“被制定、被划分、被培植”。

    全书最后一篇《幸亏年轻》，等于陈先生的七十年代回忆录，深沉凛冽。我对那个可怕而荒诞的时代了解浅，不敢乱说。只是标题叫我稍微发怔，陈先生的意思，苦难在年轻时候受，“赔得起、看得开”，幸亏年轻，以后还有希望。如今年轻人没苦难，青春是市面可见所有浮夸的放大器，于是也赔得起，看得开。但如今青春赔掉就赔掉了，受难者的青春有人纪念，现在的青春，以后想纪念也无从纪念起——只是一片片高档住宅，一辆辆私家车。
    想想觉得昏昏沉沉。还好，在为销售数字与盈利业绩而生存的出版社工作间隙，看见陈先生的书，情不自禁要感到“也仿佛有光朝心里照进来”。照进来，幸亏年轻，还有时间思考，作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