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与自然的交情

    康拉德·劳伦兹(Konrad Lorenz)所著《所罗门王的指环》中有一段话，“人类为了得到文明和文化的超然成就，就不得不有自由意志，更不得不切断自己和其他野生动物的联系。这就是人所失掉的乐园，也是人为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我们对于世外桃源的向往，不外是我们对这条断了的线头，表示一种半知觉式的依恋。”
    赫尔佐格的纪录片《灰熊人》，灰熊爱好者、动物保护者蒂莫西在卡特迈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观察灰熊，致力维护灰熊栖息地，他不做“半知觉的依恋”，而是奋不顾身投入野蛮的熊世界，放弃文明，企图与熊建立精神的联系。结果并如世外桃源那样浪漫，他被熊连女友一起吃掉——蒂莫西在“熊之迷宫”宿营十三年间留下的录影带中，多有对着镜头的自言自语：“我愿为他们死。”（...点击标题阅读全文...）

关于希区柯克的三个问题
——《这只是一部电影》读书笔记

     《这只是一部电影》是一本好八卦。作者夏洛特·钱德勒对希区柯克周遭世界的探访，仿佛叫读者经历悬念版爱丽丝梦游仙境，得以在希区柯克每部电影的片场外偷窥、窃听，揣摩永远着西装领带的希区柯克将导演怎样的谋杀，设置怎样的奔逃，安排怎样的调度。有时也观看他的私生活，瞧他怎样带女儿帕特丽夏去商店买她不爱穿的拘谨衣裙，瞧他怎样在电梯里当着陌生老太太与友人在电梯里说：“你把刀上的血擦干净了吗？”
       八卦使原先脑中单调而遥不可及的大师丰满起来，成为有趣的人。此外，散落于这些八卦中的一些细节，令我特别注意到，并促使我分析三个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我想应是关乎希式电影本真的。（...点击标题阅读全文...）

    论及自己小说的描写对象，雷蒙德·卡弗曾提及契诃夫——“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，一百年前，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的人了。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。”
    其实未必类似的。契诃夫写小说像风格厉烈的版画，狠狠挥刻刀扎出底层人物生活的严厉线条来，人人像被生活钉上案板，将崩溃、已崩溃。独看契诃夫每一篇小说，都能寻得人与生活剧烈的冲突，是要感觉被生活抽了响亮的耳光。我看汝龙先生翻译的《契诃夫短篇小说选》，其中最不狠心的一篇《万卡》，小男孩做一天苦工，挨打受骂，写封信给爷爷倾诉，结果地址写“寄交乡下祖父收”，满心美好与希望塞进邮筒，睡觉去了。这种触底的绝望，还要用希望做创可贴，寒心也来不及。其余各篇看下去，仿佛路过生活屠宰场，人人在经历待宰的日子。
    而卡弗的小说，真正是生活无声的“淹没”。契诃夫描绘屠宰场，卡弗便描绘蒸笼与热锅，人在其中尚且死不掉，离崩溃也远，只悬停在一种艰难过活的状态。唯一要做的、可做的，是拼命挣扎，寻一处透气口。独看卡弗一篇小说，寡淡，无聊，病恹恹。起初拿到《大教堂》，看辑录的头一篇《羽毛》，几乎不知所云，只记得独步花园一只孔雀，以及停滞的空气里一些零落荒芜的对话。然而多看两篇，看到《保鲜》里连同冰箱一同坏掉、淌脏水的食物，一种凉意不知从何处袭进心里来。不是从小说中，仿佛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开了缝。
    当年看罗伯特·奥尔特曼的《银色·性·男女》，只晓得看他如何将卡弗九篇小说与一首诗作神奇的排列组合，让本来独立的小说人物间相互联系，这是奥尔特曼擅长多线索交织的电影叙事技巧。现在的体悟，技巧后面，是奥尔特曼对卡弗极深的理解。看完整本《大教堂》，我发现每一篇小说并不独立，独立起来少意味，没意思。连篇看下去，所有人物就在脑子里组成一整幅小人物画卷。也以绘画做比，大约是简单勾线的钢笔画，轮廓精准，有点睛的几笔。这所谓的“极简主义”，单讲卡弗形容词廖少的文体，若是望眼整幅画卷，人物形象丰富得一塌糊涂。
    餐馆服务员，失业技工，维生素直销员，农民……他们境遇大体相似，薪水微薄到生命维系的底线，完全丧失体面的权利。比如《马笼头》，破产农民霍利斯，以往爱玩马，玩得存款散尽，仅余一只马笼头，于是辗转各处讨生活，到了小说中这间旅馆，出门打散工。霍利斯的老婆干活直到“发根都露出来了”，才舍得想起来去做做头发。最后霍利斯一家人再次辗转，行李收拾干净，马笼头却丢在旅馆房间里。小说里有对马笼头的描述，这东西很重，套在马头上，拉拽起来，便控制马的启停与方向。这马笼头其实也套在霍利斯一家头上，生活拉扯他们四处奔命，无处休憩。
    卡弗笔下人物若是生活状态还好，那必要情感破产的。《软座包厢》里的迈尔斯，鼓足勇气去见曾经矛盾深重的儿子，坐了火车到了站，却将勇气散失，不愿下车、懒怠面对。此前那一篇著名的《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》也是一样，梅尔酒后痛心说起对前妻的恨，叫人想起只敢背后下咒的小人面孔——感情败落的废墟，比卑微的生活更易制造懦夫的。
   
    于是想起自己重新打量侯孝贤《冬冬的假期》的时候，才晓得一段平淡的假期何以藏匿了许多参差起伏的情绪。想起再三看费穆的《小城之春》，看到女人春心微动与男人死气沉沉，也才明白生活温吞中，空气间味道其实混合了香水与便池。于是再琢磨《银色·性·男女》，晓得奥尔特曼参透卡弗，看尽生活。他于电影最后安排一场地震，让小人物们放下手中维生的活计，这才有机会叫我们对周遭的生活做思考。
    文学、电影，弄成卡弗这般没有起承转合，仅有各种状态描写的，都不为给观者短暂的打动，也不企图对观者有改变。卡弗的自问：文学能否改变生活？自然无望的，卡弗这般“极简”而故意放弃戏剧力的文学能给予的，大约是一个人反照内心的契机，是人人对生活做思索的端倪。但好的小说家终究类似的，一切好文学，不论戏剧力强大与否，人们终究要在心情的沉渣被情节剧烈搅扰之后，对深沉的生活做深沉的回味。
    回味什么呢？卡弗的自答：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，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。

      陈丹青《荒废集》中有一篇《喜看提香来上海》，其中有如此一段：“法国人纪德说过：‘艺术广大，足以占有一个人。’这‘广大’与‘占有’的过程”，往往起于一本书、一幅画，哪怕是简陋的印刷品，也仿佛有光朝心里照进来。”
     我爱看陈先生的书，不因为他“老愤青”的名头，不因为他对热门话题的热讽，而是愿意在他的诸多文章里寻他论艺术的文字。我在小城里窝居，展览、演出市场一片空白，眼界狭小，晓得自己井底之蛙也不如。陈先生周游世界，各大美术馆、博物馆看过艺术真迹无数，他每回出书，我借了他的眼界巴望世界，神游许久。
    这一回的《荒废集》除了许多论艺术的文字，还有两篇描写奥运开幕式，陈先生是艺术顾问，也算奥运团队设计一员，他仔细描述了张艺谋团队的工作状态。读完，晓得奥运准备的繁杂，对张艺谋有一种新体谅。他趟雷池、受责难的大片，他弄外景歌剧的外务心，都是作为艺术家的求索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他面对奥运开幕式绝对没办法有准确判断，无法沉住气弄得现在这样众人满意。此外，陈丹青也写到蔡国强等其余艺术家的功劳，这是开另一扇窗叫我去张望。至于陈先生自己对“多媒体画卷”一节的贡献，自然功劳大，他只是谦虚，极力不邀功。

     陈先生写人事也好看，因为多涉及品质。书中《民国的文人》《仍然在野》是这样的文章。前者是演讲，接续了《退步集》，继续论鲁迅，并以此展开鲁迅周遭文人的品质。那时候文人谦谨，干净，潇洒，他们在书房里深沉思考，写文章，发出去，激荡世人。谈及文人的“事功”，陈先生对大学生说：“诸位今天大学毕业，如果以为多少万年薪，弄个公寓，买辆好车，便是人生的大幸福，大目的，那真是别去读什么鲁迅与胡适，不如痛快赚钱，或者赶紧做官，任期内闹点政绩，拆几条马路，圈几块地皮，撵走居民，盖几座高楼，那才是伟大的事功啊！”
    读到这句，我拿铅笔划线。我在的出版单位，出书成千上万，然而其中愿意读书的人，百分之一也没有，于是他们要出书，头等目标不是书的品质如何，内容是否值得，而是书有没有赚大钱的潜质，是不是能换回几个平米的房子钱。于是每回有外地贵客来，展示出版成果，拿出来的若非一套套精装的政绩读物，便是销量无数，内容空荡荡的畅销品。本省出版界如此，全国也大多类似。
    我在这间已经转为企业，然而留存诸多事业单位基因的出版社工作，时常觉得闷。日常乘电梯，狭小空间里面，人们的寒暄大致有以下话题：房子有几套，买了怎样好车，装修用什么地板，小孩高考得几名，单位人事又有如何的暗流……其间情绪无非两种：艳羡，自得。这些话题，哪一个不是当今时代人人追逐、时时探讨的伟大事功，我听见以后常常向呆，以为自己是此间的废人。

    《仍然在野》是回忆文革结束初期，代表艺术生命复原希望的“星星美展”，文中写当年各色振臂出声的艺术家，读起来爽。这文章里透出来的气息，是从星星那些在野画家继承来的一种不屈于世、不屈于官方市场的倔强。这文章的爽快却是今日的悲哀，到今天，四处艺术学院，书画院，政府谈艺术，完全算政绩。所有“艺术家”纷纷渴求进入官方评价体系，换来自己的身价，换来一平尺多少多少元。而原先代表独立，代表艺术自由的“在野”，不值一钱。
    于是到处是艺术，艺术却濒死。照丹青先生原话：“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，一个逐渐丧失‘在野’空间的权力市场。不必铲除野草，土壤已流失，一切正在被制定、被划分、被培植。”
    何必忧心而表达呢，陈先生自己在画室里画画挣大钱，日子好得很。又比如艾未未，何必不遗余力要在一切巨大的功绩面前举起中指。我想他们只是不由自主要表达。以往做作文，多会模仿官话，并学会官话灌溉的千万学生的作文方式。我也便特别的会使用“不由自主”与“情不自禁”这类词：诸如戴上红领巾，“不由自主”地激动，春游去趟烈士园林，“情不自禁”要感怀。小孩子懂个屁，他们是真的不能自由做主，情感也不能自己开与禁。这种作文方式禁闭学生思考的余地，使他们成人之后一切想法依旧“不由自己作主”下去。所以艺术如今的濒死，不过是一切文艺、学术濒死的冰山一角，缘由便是我们早在小学作文的官话中“被制定、被划分、被培植”。

    全书最后一篇《幸亏年轻》，等于陈先生的七十年代回忆录，深沉凛冽。我对那个可怕而荒诞的时代了解浅，不敢乱说。只是标题叫我稍微发怔，陈先生的意思，苦难在年轻时候受，“赔得起、看得开”，幸亏年轻，以后还有希望。如今年轻人没苦难，青春是市面可见所有浮夸的放大器，于是也赔得起，看得开。但如今青春赔掉就赔掉了，受难者的青春有人纪念，现在的青春，以后想纪念也无从纪念起——只是一片片高档住宅，一辆辆私家车。
    想想觉得昏昏沉沉。还好，在为销售数字与盈利业绩而生存的出版社工作间隙，看见陈先生的书，情不自禁要感到“也仿佛有光朝心里照进来”。照进来，幸亏年轻，还有时间思考，作抉择。

不看之道
——《观看之道》读后感

      约翰·伯格有关“看”的观点，陈丹青的书中读过一些，怎样说法，记性差，忘掉了。只是有模糊映像，晓得我每日的看，透过近视镜片，透过相机取景器，透过电视屏幕，原来各有玄机。上回在南京先锋书店看见约翰·伯格的《观看之道》，便买下来。这本书看完之前，我并不能懂得观看本身是值得如此深究的话题。

      书的首章大约是本雅明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中诸多论点的概述，这本书如雷贯耳，没看过，但其间的道理在别处多有听闻，比如当艺术作品因彩色印刷技术的复制，可以达到千家万户的墙壁，这些作品在原先时代的性质不复存在，它们有了全新的琐碎的生命与意义。
      而约翰·伯格这本书中所谓观看之“道”，便是类似讨论的延续。即是要讨论日常的观看的背后，是如何一副社会与文化景观在支撑。比如书中讲到肖像、静物油画何以如此写实。因富有的油画的收藏者要靠画布上仿佛触手可及的华丽事物的描暮，以确认自己的财富——“许多油画本身就是用来标示可用黄金或金钱所能购买的东西”。而通常显得神情空洞的神话题材，则是让收藏者“看到自己（或其妻其女）伪装的高贵身份”。因此，这些油画其实就是收藏者可买到的、可装点的、可伪饰的实情。
    如此观看油画，有了一种别样的“道”。
   
      书里最后探讨广告对人们观看行为的影响，以及观看广告对人心的影响。这正是如今我们每日的观看的主题。约翰·伯格对广告有直刺要害的解剖，“广告作为一个体系，只提供了一种信息……我们只要消费，就会更富有——虽然我们在花钱后，只会变得更穷。”广告鼓足澎湃动力为我们吹嘘的，只是为了一个提醒：用了广告所代言的东西，你便可以成为人人艳羡的那一位，然而你永远都还没有达到令人艳羡的那个地步。于是，人们便永远需要广告来对这可悲的现实进行提醒。
       为了这个提醒的目的，广告便形成了自己的运作机制：制造神话，并告诉世人他们可以轻松实现神话。以往，事实形成故事、故事散布为传说，而后能至神话者，万里挑一。如今，作为广告的神话是迅速炮制出来的——衣服一泡就干净是洗衣粉的神话，头发一泡就丝滑柔润无头屑是洗发水的神话，一包粉一泡就是卡布奇诺是速溶咖啡的神话。广告中出现的人物则以一种值得艳羡的优越感享受着洗衣服、洗头发、泡咖啡的快乐。这些还低级的，高级的则更加厚颜无耻的制造无逻辑的假象：开着某种车的一家人幸福而其乐融融，买了某种衣服的男人周身有女人无数……这一宗宗神话的描摹由机械复制时代开始，到如今数字复制时代，有更强悍的传播力。
      人们极少质疑广告，因它们是名正言顺的谎言，而我们从降临这世界，便被广告包围，也便被剥夺怀疑的权利。

       而广告带来的此种观看之道，被现在所处的一切领域躁动而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催化、无限夸大。作为广告载体的媒体也不可避免地被彻底腐蚀。它们企图将一切信息、新闻、事件以广告的方式来策划制作，无须调查，不需要有逻辑，或者虚构调查、制造逻辑。而我们也以观看广告时的心态去观看这些信息，当这些新闻是触手可及而又毫无关系的神话。当迈克尔·杰克逊死去，媒体翻出许多旧日耸人听闻的新闻包装整合，靠标题、专题、话题，无非又炮制出一宗硕大广告，究竟其中有谁在真正满怀深情的悼念这个伟大的天才，不得而知。
      广告的目的是诱惑你购买产品，媒体的目的是诱惑你点击，产品至少还要依靠研发，而媒体只能日日祈祷高分量的死亡。而政治话语的广告化，令这世界彻底沦为一个巨型广告，其间充满自己许诺的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未来。

      广告以及广告带来的华而不实、无需思考、迅速达到高潮的观看之“道”，损害心智，最严重的后果，是人们思索、探寻真理的能力被彻底摧毁。这种观看之道的无孔不入，叫人来不及避让。想要不接受，除非闭上眼睛不再睁开，然而还有奄奄一息的广播。这世界的环境早就成为剿灭真理之火的一只灭火器，每日气势磅礴喷射出的出的，除了许多神话泡沫，便没有别的了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 于是，如何得到一种不看之道，以及这种“不看”之道找到的可能性有多大，是我由此书得到的疑问。并且我解答不出。

(上海，淮海路国泰电影院门口的巨型电子广告屏)